外资药企联手本土企业，共推中国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核心。
走进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1.2号展馆，跨国药企林立，但一个显著的趋势正在浮现：越来越多的全球制药巨头在展台上主动展示与中国本土创新药企的合作成果。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联名”，更是中国创新药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跃升的真实写照。
默沙东今年首次在展台设立专门区域，集中呈现其近三年来与科伦博泰、同润生物、翰森制药、礼新医药、恒瑞医药五家中国药企的合作进展。作为2024年全球销售额最高的药品“药王”持有者，默沙东此举释放出明确信号——中国不再只是市场，更是创新源头之一。
阿斯利康则用一组数据进一步佐证这一趋势：自2023年以来，已与14家中国本土创新药企达成全球授权合作，并支持28家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发展。这一数字背后，是中国生物医药研发能力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局部“领跑”的结构性转变。
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显示，截至2024年10月21日，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突破1000亿美元，接近2023年全年的两倍。这意味着，仅仅一年多时间，中国创新药“出海”的速度和体量实现了质的飞跃。这种爆发式增长并非偶然，而是政策、人才、资本与临床资源多年积累后的集中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药企对中国的态度早已超越“设厂、卖药”的传统模式。它们正将更核心的研发职能前置至中国。阿斯利康近期宣布启用位于北京的全新全球战略研发中心，这是其全球第六个、中国第二个此类中心，专注于加速早期研究向临床转化。而日本安斯泰来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在京设立首个中国创新研发中心，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
这些动作的背后，是对中国创新能力的认可。正如阿斯利康国际业务拓展合作与战略投资副总裁陈冰在进博会期间的一场论坛上所言：“中国公司一块钱人民币可以做一欧元、一美元的事。”这句话看似调侃，实则道出了中国在研发效率、成本控制和执行力上的独特优势。在全球医药研发投入日益高昂的背景下，这种高性价比的创新生态极具吸引力。
更深层次的变化发生在研发链条的上游。辉瑞中国肿瘤及罕见病事业部总经理李进晖指出，如今许多跨国药企在设计全球临床研究之初，就会将中国纳入核心研究中心，甚至由中国专家牵头主导。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曾几何时，中国研究者在全球多中心试验（MRCT）中往往只能“跑龙套”，参与注册桥接试验已是难得。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创始人秦叔逵教授曾于2016年前后向一家跨国药企高层提出三连问：是否在中国做过早期临床？是否针对中国高发癌种开展研究？何时能让中国专家担任国际试验的主要研究者（PI）？当时的答案都是“没有”。而今天，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已悄然变为“正在推进”“已有案例”“越来越多”。
这一转变与中国药审制度改革密不可分。2017年中国加入ICH，标志着药品监管体系正式接轨国际。此后，创新药审批提速、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制度推行等一系列改革，极大提升了研发环境的可预期性和效率。如今，像宗艾替尼这样的全球首创口服HER2抑制剂，能实现中美“零时差”获批，正是制度红利与研发实力共振的结果。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今年美国FDA对宗艾替尼关键研究的检查中，中国受检医院取得了“零缺陷”评级。这不仅是对单个项目的肯定，更是对中国临床研究质量管理体系整体水平的国际认可。它说明中国的研究机构已具备承接高标准全球多中心试验的能力，不再是“试验场”，而是“标准制定参与者”。
与此同时，监管也在持续优化。拜耳透露，其全球Ⅱ期panSOHO研究的首例患者入组由中国研发中心完成，得益于国家药监局2024年8月推出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政策。这类政策为高风险、高创新性的首次人体试验提供了更快的通道，增强了中国在全球早期研发中的竞争力。
如果说政策和体系是土壤，那么本土企业的成长则是破土而出的新芽。赛诺菲大中华区战略与业务发展负责人杨樱观察到，五年前中国创新药企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研发速度和成本控制，但科学逻辑的阐述尚显薄弱；而如今，本土团队已能清晰解释分子设计理念，与国际同行对话毫无障碍。“现在谈项目，感觉和在波士顿没什么区别。”
这种专业性的提升，促使跨国药企不再仅以“买家”身份出现，而是主动构建合作生态。赛诺菲与凯辉基金联合设立规模约20亿元人民币的医药创新基金，聚焦科研成果转化；拜耳通过Co.Lab共创平台吸引锐正基因等初创企业入驻；辉瑞也在上海揭幕研发开放创新中心。这些平台不仅是资源对接的桥梁，更是理念碰撞、标准共建的试验田。
锐正基因创始人王永忠坦言，新一代中国创新药企已摆脱仿制和跟随路径，开始以全球化视野立项，追求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疗法。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药企在适应证选择、临床执行、注册策略等方面的经验，恰恰是本土企业亟需补足的一课。双方的合作，正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赋能。
最具象征意义的，或许是诚益生物与阿斯利康在GLP-1减肥药领域的合作。这笔总额约20亿美元的交易，不仅带来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诚益生物的中国临床研发负责人朱波指出，他们在联合开发中建立的研发标准正获得国际同行认可。这意味着，中国药企不再只是规则的接受者，而开始参与全球制药规则的塑造。
这或许才是中国创新药最深刻的质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标准”的输出。当中国药企能够在国际合作中贡献方法论、影响流程规范，其产业成熟度才真正达到了新的高度。进博会的展台虽小，却映射出一个大国在全球生命科学版图中的重新定位。
未来，随着更多早期研发职能落地中国，更多本土企业走向国际舞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不仅会诞生更多的“全球药王”，更将在全球医药创新治理体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这，正是高质量发展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