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界矩阵2025年12月02日 15:34消息，邬贺铨院士揭示中国5G专利费支付全球最高，成最大净支出国。
12 月 1 日消息，在“创新・融合・治理”标准必要专利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发表主题演讲指出，5G 已成为全球标准必要专利（SEP）竞争的核心战场。尽管中国在声明的专利数量上遥遥领先，但在高价值核心专利、国际布局以及规则制定话语权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数量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产业主导权。
据邬贺铨引用的数据，截至 2022 年 6 月，全球已声明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达 21 万件，涵盖约 4.7 万个专利族。其中，中国占比超过 40%，位居全球第一；韩国和美国分列第二、第三位。企业层面，华为以 15% 的份额领跑全球，中兴、小米、OPPO、大唐等中国企业也跻身全球前十，占据五席，显示出我国在通信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与持续投入。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专利数量的领先并未带来相应的收益回报。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 5G 专利费净支出国，对外支付的许可费用远高于自身收入。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5G 终端产品制造基地，智能手机、基站设备等大量出口，必须向拥有核心专利的海外企业缴纳高额许可费。这种“制造大国、付费大户”的格局，暴露出我们在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短板。
更值得关注的是，若聚焦真正支撑基站、终端等关键产品的无线接入网类高价值必要专利，中国的全球占比仅为 28%，而美国为 30%，欧洲为 28%。这一数据说明，我国虽在总量上占优，但在决定技术主导权的核心领域仍存在结构性不足。无线接入网专利占全部 5G SEP 的近七成，是产业链最核心的“命脉”，其布局薄弱意味着我们在关键技术控制力上仍有隐忧。
随着 6G 研发全面启动，新一轮专利卡位战已经打响。目前全球已有约 2 万项 6G 核心专利，中国以 40.3% 的占比继续领跑，华为以 15.7% 的份额居全球首位。但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占比已从 5G 时期的 15% 跃升至 35.2%，展现出强劲的技术追赶和技术储备能力。这场面向未来的竞赛，不仅是专利数量的比拼，更是国家科技战略定力与长期投入的较量。
当前标准必要专利体系正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是披露机制不透明。企业自行申报 SEP，缺乏权威机构的必要性审查，导致部分企业采取“延迟披露”策略，在标准落地后突然主张权利，形成“专利劫持”风险。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损害实施方利益。对此，邬贺铨建议引入强制性初筛机制和统一披露标准，我认为这是构建可信 SEP 生态的第一步——只有阳光下的专利，才能成为真正的创新激励。
其次，专利质量参差不齐，国际布局滞后问题突出。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发明专利中高达 96% 未寻求海外保护。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专利仅在国内有效，难以参与全球许可谈判，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制能力。在全球化产业链下，没有国际布局的专利就像没有出海的船，再大也难驶向深水区。我们不仅要鼓励“多申请”，更要推动“走出去”，提升专利的全球适用性和议价权。
第三，许可模式之争日益激烈。传统通信行业普遍采用“按整机售价收费”的方式，如高通对手机收取基于整机价格的许可费。但当 5G 技术延伸至汽车、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领域时，这一模式遭遇强烈抵制。车企普遍认为，通信功能仅由模组实现，不应以整车价格为基础计费，否则将极大抬高成本，抑制智能化发展。如何建立跨行业、比例合理的许可机制，已成为影响 5G 融合应用落地的关键障碍。我倾向于支持“最小可销售单元”原则，即许可费应基于实际使用专利的技术模块定价，而非捆绑整个产品价值，这样才能体现公平与效率。
第四，司法博弈不断升级，跨国诉讼频发。随着纠纷增多，SEP 争议已演变为国家间司法管辖权的竞争。权利人倾向于选择容易获得禁令的法院提起诉讼，而实施方则转向程序公正、注重平衡的司法辖区寻求救济。例如，2020 年英国法院在涉案市场份额极小的情况下裁定华为侵权，并单方面裁决全球许可条件，引发广泛争议。此类判决虽具创新性，但也可能打破国际司法谦让原则，加剧法律不确定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亟需建立更具协调性的跨境争端解决机制，避免“司法套利”现象蔓延。
与此同时，“非实施实体”（NPE，俗称“专利蟑螂”）在 5G 领域愈发活跃。这些机构本身不从事生产，而是通过收购专利进行诉讼牟利。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沉睡资产，促进了专利流通，但更多时候是以诉讼威胁迫使企业和解，攫取超额收益。这种“寄生式创新”不仅消耗企业资源，还可能扼杀真正的技术创新活力。监管层应对 NPE 行为设定合理边界，防止其滥用制度红利。
专利池作为整合许可的重要形式，同样呈现双面性。一方面，它能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许可效率；另一方面，目前由欧美日主导的主流专利池常将高质量核心专利与低价值专利捆绑打包，变相抬高整体费率，形成“搭售”效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专利池往往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排斥中小企业参与，进一步固化垄断格局。目前，中国尚未建立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利池，在规则制定中处于被动地位。打造自主可控、开放公平的中国版专利池，应提上国家战略议程。
总体来看，标准必要专利既是技术创新的成果体现，也是产业竞争的战略工具。邬贺铨强调，SEP 本应是激励创新的机制，但若缺乏有效治理，也可能异化为强化垄断、阻碍竞争的武器。当前国际社会已开始积极应对：欧盟推出《欧盟标准必要专利提案》，倡导建立统一申报与费率分配机制；英国主张非监管干预路径；WIPO 推动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这些探索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参考。
近年来，中国也在加强顶层设计，《反垄断法》明确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相继发布 SEP 指南，并在“十四五”知识产权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专利布局、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许可规则。这些举措标志着我国正从“追求数量”向“提升质量、掌握规则”转型。未来，我们不仅要在技术研发上保持领先，更要在标准制定、专利运营和国际规则塑造中争取更大话语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专利大国”到“专利强国”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