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界矩阵2025年10月27日 14:58消息，顶尖专家解析市场如何驱动创新，赋能资本新引擎。
10月26日下午，北京一场以“学习四中全会精神，展望中国资本市场‘十五五’”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在党的四中全会刚刚闭幕、即将发布“十五五”规划建议稿的关键节点，这场由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高端对话，汇聚了国内顶尖经济学者，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极具前瞻性的思考。
当前，A股总市值已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但与GDP之比仍不足80%，远低于美国（223%）、日本（178%）和印度（125%）的水平。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市场规模的差距，更是功能定位的深层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正站在从规模扩张向功能重塑的历史转折点上。如何实现向两百万亿市值的跨越，如何在“十五五”期间真正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成为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在发言中指出：“当我们还在为每个市场波动而焦虑时，全球资本正在重新评估中国资产的价值。”这句话切中要害——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制度完善的问题，更是认知层面的滞后。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股市视为融资工具，却忽视了其作为资源配置、风险定价和创新激励的核心功能。这种观念的转变，或许是推动市场质变的第一步。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传统思维：“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把股市当融资工具的认识上，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能诞生英伟达这样的公司。”他强调，现代经济的竞争本质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而资本市场最核心的功能，正是激励那些敢于突破常规的创新者。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成果指出，创新不仅依赖技术积累，更需要制度环境对失败的高度包容。在中国，不少创业者面临“要么成功、要么出局”的高压环境，这显然不利于长期创新生态的培育。
笔者认为，吴晓求的观点直击痛点。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不应只是“锦上添花”的舞台，更应是“雪中送炭”的保障。当社会对失败缺乏宽容，资本对高风险项目避之不及，真正的颠覆性创新便难以生根发芽。我们亟需构建一种机制，让创新者即使失败也能体面退出，甚至获得二次创业的机会，而不是被迫“跑路或跳楼”。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则从增长潜力角度描绘了未来的可能性：“如果到2030年股市总市值从现在的百万亿元增长到两百万亿元，每年将带动数万亿新增消费。”他特别提到，美国AI产业的崛起并非依靠政府补贴，而是依托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的高估值支撑。“没有英伟达的万亿美元市值，就不可能有美国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这一观点提醒我们：资本市场的繁荣不是结果，而是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引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逻辑。他认为，金融的本质不是规避风险，而是管理风险。中美在创新生态上的最大差异在于：美国通过“收拾烂摊子”理论容忍试错，而我国的试错成本依然过高。他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马斯克的火箭发射失败，团队却在欢呼，因为他们得到了宝贵的数据。”这种对失败的积极态度，恰恰是我们最需要补上的文化课。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最近几个月经济数据未必超预期，股市却逆势上扬。”他认为，这反映了资本市场定价逻辑的根本转变——传统的消费、投资、进出口等需求端指标已无法完全解释市场走势。取而代之的是三大供给侧因素：科技革命的冲击、全球货币格局重构，以及国内政策对资本市场的精准呵护。这意味着，市场正在提前反映未来十年的技术变革与制度红利。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通过国际比较佐证了这一趋势。他在结束为期一周的美国路演后表示，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看法正在发生系统性转变。“过去形成的‘美元资产独秀论’正在被打破，外资开始意识到，中国不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他指出，从去年“924”以来，市场信心经历了三重“觉醒”：政策打破思维定式、企业展现创新韧性、资金开启全球再配置。这三股力量共同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系统性修复。
王忠民从理论高度解释了这一变化。他认为，四中全会凸显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宏观经济模型，在这一框架下，经济评价体系必须从“GDP最大化”转向“市值最大化”。AI等新技术带来的大量免费服务虽未计入GDP，但其价值已在资本市场中得到充分体现。特斯拉之所以估值远超传统车企，正是因为市场认可其在能源、自动驾驶和软件生态中的综合潜力。这说明，市值已成为衡量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则带来了更具操作性的分析。他将去年“924”以来的行情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目前日均2.2万亿元的成交额，远不足以支撑市场突破历史高点。考虑到上市公司数量已从2015年的2797家增至如今的5448家，若按比例推算，要突破前高可能需要接近4万亿元的日成交额。因此，提升流动性已成为当务之急。
为此，贺强提出恢复T+0交易制度的建议。尽管这一提议争议较大，但他坚持认为：“T+0不是洪水猛兽，反而能让散户及时止损。”他回顾了1992年至1995年初我国曾实行T+0的历史经验，并指出全球期货市场普遍采用该制度的事实。在不新增资金的前提下，T+0有助于提升换手效率，增强市场活力。笔者认为，这一建议值得深入研究。监管层可在特定板块试点，逐步探索适合中国市场的交易机制改革路径。
王忠民还从长期资金视角揭示了另一大短板：我国基本养老金股票投资占比仅约3%，而挪威养老基金股票配置已达70%，日本也提升至25%。这一巨大落差意味着，我国资本市场仍有庞大的长期资金潜力待释放。让更多“长钱”入市，不仅能稳定市场情绪，更能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长期发展。
邢自强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项改革支点：国资划转、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税制改革。他认为，可将国资划转社保的比例从当前的10%提升至30%-40%，既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又为资本市场注入稳定资金流。这一建议具有现实可行性，既能缓解财政压力，又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一举多得的制度设计。
来自市场一线的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寿双提出了两个新颖构想：一是在澳门设立股票交易板块，服务于广大中小企业；二是设立PE/VC行业“急救基金”，专门接手因对赌回购条款陷入困境的优质企业股权。在他看来，香港主要服务大型企业，而众多成长型中小企业亟需新的融资渠道。澳门若能承担这一角色，有望成为大湾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补充。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急救基金”的设想。当前不少初创企业因投资人强制回购而陷入现金流危机，甚至被迫贱卖资产。一个专业化的不良股权处置平台，不仅可以化解短期流动性风险，还能保留企业核心团队和技术价值。相比动辄千亿的产业基金，这种精准施策更具效率和针对性。
张晓晶则指出了更深层次的制度障碍：我们的金融体系擅长处理可预测风险，却对创新的“不确定性”束手无策。他呼吁培育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健全风险定价机制，并破除对财富积累的“眼红”心态，真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唯有如此，才能让企业家敢闯、资本敢投、市场敢试。
吴晓求在总结发言中强调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加强法治有两个目标：一是确保市场透明度，二是让违法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他以美国安然事件后出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法案）为例，说明严格执法如何显著遏制财务造假行为。对于中国而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退市机制、提高违法成本，仍是建设健康资本市场的必由之路。
纵观整场研讨，一个清晰的共识正在形成：中国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跃迁。它不再仅仅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更要成为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居民财富的“稳定器”。正如一位专家所言：“当我们不再为每个波动而惊慌，当创新者不再为失败而恐惧，两百万亿的目标自然水到渠成。”
展望“十五五”，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愈发明确：通过重构功能定位、改善资金供给、推进制度创新，有望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从百万亿元到两百万亿元的历史性跨越。这条道路不仅关乎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能否完成这场转型，将决定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的最终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