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界矩阵2025年11月06日 13:41消息，锚定业绩基准，打造绩优主动权益基金新标杆。
当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不再只是产品说明书里的一行“装饰文字”，而是真正与基金经理薪酬挂钩的“硬约束”，公募行业的深刻变革已然拉开序幕。这场以“基准为锚”的制度重构，正在重塑行业评价体系，推动基金管理回归本源。
今年5月，中国证监会发布《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强化业绩比较基准的约束力，并将其与基金评价、基金经理绩效薪酬等机制直接关联。这一政策导向标志着监管层对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深思熟虑——不能再让规模扩张凌驾于投资能力之上，而应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初心。
10月31日，《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向全行业征求意见。业内普遍认为，此举将显著提升主动管理的投资纪律性，遏制风格漂移和策略模糊等问题，推动基金产品形成稳定清晰的投资风格。更重要的是，它有望引导资金更多流向长期稳健回报的产品，为资本市场引入宝贵的中长期力量。
从过去片面追求管理规模，到如今强调与基准匹配的相对收益，公募基金的评价标准正经历一场系统性升级。在新的标尺下，究竟哪些基金真正具备超额创造能力？数据给出了冷静的答案。
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1月4日，在有数据可查的3731只主动权益基金中，近三年平均跑输业绩比较基准达-7.26%。仅有1262只基金实现正超额收益，占比不足34%。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二的主动权益基金未能兑现其“主动管理”的承诺，在基准面前交出了不及格的答卷。
进一步细分可见，过去三年超额收益超过20%的基金共467只，超50%的仅107只，而能实现百倍以上超额回报的“顶尖选手”更是凤毛麟角——仅有20只。这组数字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真正的持续Alpha极为稀缺，多数所谓“明星基金”可能只是市场贝塔的受益者。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高超额收益产品存在明显的“基准错配”现象。例如德邦鑫星价值，作为一只权益仓位长期高于85%的灵活配置型基金，其业绩比较基准却设定为一年期银行定存利率。这种低门槛式的基准选择，使得该基金即便表现平平也能轻松“跑赢”，实则是一种变相美化业绩的行为。此类操作不仅误导投资者，也削弱了基准应有的约束功能。
剔除这类异常样本后，过去三年超额收益排名前五的主动权益基金分别为华夏北交所创新中小企业精选、东吴新趋势价值、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东吴移动互联和汇添富北交所创新精选。这些基金多聚焦北交所或特定成长赛道，显示出在结构性行情中精准定位的能力。但同时也提醒我们：真正的超额来自深度研究与战略定力，而非盲目追逐热点。
反观另一极端案例——宏利周期，其业绩比较基准为中信周期风格指数*65%+上证国债指数*35%，过去三年该基准涨幅高达120.35%，而基金净值几乎零增长，偏离程度令人震惊。这种情况已不仅仅是“未跑赢”，更涉嫌投资行为严重背离产品定位，暴露出当前部分基金在风格管理和信息披露上的巨大漏洞。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高绝对回报并不等于高相对收益。数据显示，宝盈人工智能过去三年累计上涨67.75%，看似亮眼，但由于其60%的业绩基准挂钩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最终仍跑输基准18.38%。同泰数字经济三年回报率达61%，同类排名居前7%，却依然小幅跑输基准，且最大回撤远超同行，风险调整后收益堪忧。
类似情况还出现在中欧互联网先锋、博时移动互联主题、博时半导体主题、南方人工智能主题等产品中。这些基金虽绝对收益可观，但在相对基准面前并未体现出主动管理优势。如果仅看收益率排名，它们可能跻身“绩优生”行列；一旦引入基准对比，真实含金量便大打折扣。这恰恰说明，现有评价体系对“是否跑赢基准”重视不足，亟需纠偏。
更有意思的是，仍有28只主动权益基金近三年未能取得正收益，但却成功跑赢了业绩比较基准。这些基金大多集中于医药、新能源、食品饮料等行业主题类品种，恰逢近年深度调整周期。尽管整体亏损，但因管理人坚持既定策略、控制回撤优于预期，反而实现了相对意义上的“胜利”。这说明，在熊市环境中坚守纪律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规模与超额收益之间的关系同样耐人寻味。全市场34只成立超三年的百亿级主动权益基金中，仅14只近三年跑赢基准，胜率约40%。而在规模超200亿元的五大头部产品中——易方达蓝筹精选、中欧医疗健康、兴全合润、富国天惠精选成长、睿远成长价值——过去三年相较基准的超额分别为-23.21%、-13.27%、8.71%、-12.39%、-3.58%，仅兴全合润一枝独秀。
这一结果再次印证了巴菲特那句经典论断：“规模是业绩的敌人。”当资产管理规模迅速膨胀，调仓灵活性下降，策略容量受限，基金经理的操作空间被极大压缩。尤其在震荡市或结构性行情中，大基金往往难以及时响应市场变化，导致“船大难掉头”。
从整体分布来看，近三年取得正超额的1262只基金平均规模仅为12.38亿元，远低于市场平均的30.57亿元；而超额超50%的绩优基金平均规模也仅为24.22亿元。这表明，中小规模基金在专注度、换手效率和策略执行上仍具明显优势，更适合承担主动管理的角色。
不过，单只基金的规模并非决定性因素，基金经理的整体管理规模却可能影响其精力分配与决策质量。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实现正超额的基金背后共有850位基金经理，其中136人管理规模超百亿元。而在超额收益排名前20的产品中，有11位基金经理属于“百亿俱乐部”，占比过半。这说明，顶尖人才确能在一定范围内驾驭大规模资产，但前提是具备强大的团队支持与成熟的投研体系。
至于从业年限，统计显示主动权益基金经理平均任职时间为7.12年，而实现正超额者的平均年限为6.87年，两者相差无几。这意味着经验积累固然重要，但并不能保证持续战胜基准。投资能力的核心或许不在于“做了多久”，而在于“怎么做”以及“能否坚持正确的做法”。
从机构维度观察，易方达基金以49只产品位居近三年跑赢基准数量榜首，富国、嘉实、博时、景顺长城分别以45、38、38、37只紧随其后。这反映出头部公司在投研平台建设、风格稳定性控制方面的综合实力。但也应警惕：数量优势不代表整体质量，个别公司可能存在“靠规模堆出胜率”的倾向。
事实上，今年以来已有132只基金变更业绩比较基准，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其中权益类产品占比超六成。这一趋势表明，行业已在新规落地前主动调整，试图提前适应更严格的考核环境。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内，基金基准的规范化将成为常态动作。
为了平稳推进改革，监管部门拟设置一年过渡期，允许存量产品逐步完成基准优化。同时，后续还将出台配套的薪酬考核规则，明确基金经理收入与基准达成情况的挂钩机制。这一系列举措意在构建“奖惩分明、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扭转“重规模、轻业绩”的扭曲激励。
值得关注的是，基金业协会近期已向各公募机构下发《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要素库》及配套说明文件，将基准划分为一类库（69个指标）与二类库（72个指标），并按宽基指数、行业主题、策略指数三大类别进行标准化归类。此举旨在杜绝随意设定、频繁更换基准等乱象，提升基准的合理性与可比性。
华夏基金指出，未来基金公司将被要求严格依据产品投资策略设定合理基准，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这不仅是形式上的规范，更是对投资行为的实质性约束。唯有如此，才能防止“挂羊头卖狗肉”式的风格漂移，确保产品名实相符。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负责人胡立峰表示，我国基金行业自1998年确立“组合投资、强制托管、信息披露”三大支柱以来，历经多次演进。2015年加入“逐日估值”成为第四支柱，如今随着“基准为锚”的提出，第五大支柱正在成型。这标志着行业发展逻辑正从粗放走向成熟，基础日益牢固。
笔者认为，此次以业绩比较基准为核心的制度改革，绝非简单的技术调整，而是一场触及行业灵魂的深层次变革。它挑战的是长期以来“唯规模论英雄”的惯性思维，重建的是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坐标。只有当基金经理的奖金不再取决于短期排名和规模增量，而是与其是否忠实履行契约、是否持续创造超额收益挂钩时，这个行业才真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展望未来，基金评价体系也将随之转型：基准信息权重将提高，长周期对比将加强，风格一致性将成为关键指标。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选基金不能再只看三年收益率排行，更要关注“它承诺做什么、实际做了什么、做得比目标好还是差”。唯有如此，才能穿透表象，识别真正值得托付的管理人。
